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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如何应对这一流行病的影响?

来源:中新网    发布时间:2020-07-29     发布人:洛阳新闻网

目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继续好转,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局面不断巩固和扩大。然而,这种流行病在中国以外的传播不仅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且带来了新的挑战。最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强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实施,研究并提出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来应对这一局面。中国如何加强宏观政策调整,促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关于相关热点问题,本报邀请了三位专家进行深入讨论。

宏观政策如何应对这一流行病的影响?

经济运行得到很好的支持。

为了应对新发肺炎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中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中央政治局最近的会议进一步澄清了一些政策措施。这些宏观政策的主要焦点是什么?

刘尚希:新的冠状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使就业、商业运营和个人日常生活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这种流行病有两个直接影响。首先,在需求方面,它导致群体需求萎缩,尤其是对旅游、餐饮、交通等行业,影响明显、直接、迅速。第二,在供应方面,受疫情影响,许多企业春节后难以重返工作岗位。

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旨在注入确定性和分担风险,以规避流行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财政政策方面,我们将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导向,采取加强金融安全、减免税费、贷款贴息等有效措施。最近,中央政府进一步提出了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政府特别债券、扩大地方政府特别债券规模等重要措施。这些措施打击了疫情对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负面影响,彰显了金融应急的作用。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持合理和充足的流动性。这些密集的政策为赢得防疫和控制战争,稳定经济运行提供了良好的支持。

刘桥: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和2月发布的经济数据,新发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很大影响。在疫情爆发之初,中国迅速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宏观政策来加强反周期调整。这些政策在防范疫情影响和防止经济运行超出合理范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中央银行通过中期贷款利率下调和大量反向回购,确保了市场和企业相对充足的流动性。还出台了一系列财政政策,以减少企业的税费和负担。这些政策对稳定增长和就业,帮助中小微型企业度过难关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彬:新皇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在党中央的总体部署下,各部门首次出台了一系列企业救助政策。例如,中央银行和其他五个部门联合发布了“30条金融规则”来支持防疫措施。货币政策加快了公开市场的运行,通过降低标准和利率保持了合理和充足的市场流动性,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并通过专项再融资、再贴现、小微企业贷款暂时延期还本付息等方式增加了针对性支持。财政部门及时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对新诊断肺炎患者、参与防控工作的医务人员、防疫人员和受疫情影响的人员给予补贴或税收优惠,对重点防控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对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实施减税、减费等措施。

可以说,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有力地支持了疫情的防控,对保持疫情下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对当前加快经济复苏起到支撑作用。

坚持关注结构性问题

中央政府提出要加强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实施。中国的宏观政策应该如何保持战略稳定?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宏观政策逻辑?

刘桥:今年第二季度大部分时间全球经济面临“关机”,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外部需求,也带来了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经济复苏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对中国的宏观政策范式进行深入思考,以对冲疫情的影响,并进一步明确宏观政策取向和关键实施领域。

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核心增长逻辑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面对危机,应关注结构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转向防范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

目前,这种流行病正在世界上迅速蔓延。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对冲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与经济总量和增长率相比,应更多关注能够反映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微观经济单元的活力、收入分配结构、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和定位、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投资资本回报率等。摆脱刚性增长目标的制约,更加积极地推进结构性改革,应该成为我国当前采取的新的宏观政策范式。

刘尚希:除了经济层面,全球疫情风险将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巨大影响。中国的工业供应链已经融入全球经济,并且正在拉动一切。我们需要短期措施和长期考虑。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周期性和短期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长期基本面。这种流行病将对经济增长率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在第一季度,但通过一系列政策对冲,这种流行病对经济的影响可以降至最低。当前,我们必须扎实做好“六个稳定”工作,特别是稳定预期,促进经济社会尽快恢复正常,回到正轨。然而,这一流行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怎么估计也不过分。有了充分的准备,大变革中的风险就成了战略机遇。

文彬:在制定宏观政策时,要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根据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台和实施相应的控制政策。同时,我们也要关注海外经济刺激政策的溢出效应以及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我们应该增加宏观政策的灵活性,加强反周期调整,做好防范各种风险和冲击的准备。

推进更多税费减免措施

最近,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财政税收措施,如增加资本投资、降低税费。其次,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才能更积极、更有希望?

刘尚希:我们需要跳出传统思维,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公共风险。从稳定市场预期和增强社会信心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在财政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使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和有希望。

对于中央明确提出的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专项国债、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的措施,要进一步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尽快充分发挥政策效应。

从长远来看,促进经济复苏和发展不仅需要救援政策,还需要深化改革开放和改善商业环境。只有引入新的改革措施,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信心,提高企业期望。

面对前所未有的削减和增加支出的压力,我们必须大力优化支出结构。有必要全面调整预算,重新“排队”支出项目。要优化财政资金配置,打破固定支出模式,必须坚决切断切断项目,切实保证担保项目。

金融资金不是无限的。需要引导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应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以及政府购买服务。应该采取面向市场的改革措施。要协调调动财力、市场和社会资源,形成联合防疫力量。应采取共同治理、共同建设和合作创新的方式,满足普通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同时,要建立反馈机制,对政策效果进行及时、动态的科学评估,并根据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巩固、修订和调整政策。与药物治疗一样,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政策和措施应始终与风险状态的变化相匹配。

刘桥:由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带来的风险超出了预期,我认为应该实施更强有力的财政政策。从结构性影响的角度来看,这一流行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微观经济基础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的影响;第二是对消费和就业的影响。中小微型企业提供了中国80%以上的就业岗位,2019年消费将拉动中国近60%的经济增长。中国的财政政策应着眼于稳定就业和促进消费,努力为3000多万中小微型企业和9000多万个体企业创造更好的经营环境。

对于中小微型企业,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降低税费。中国的增值税改革已经基本到位,未来还可以降低企业所得税,这将对增强中小微型企业的投资信心,增加投资资本回报率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促进消费方面,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来抵消这一流行病的影响。例如,通过进一步调整个人所得税,个人和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将会增加。向湖北省低收入群体和居民发放消费券;等等。

文彬:金融政策应充分发挥金融在弥补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和保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中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适当扩大政府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加快项目进度,尽快形成有效投资。落实已经出台的税费减免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大对“新基础设施”和短期项目的金融支持,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发挥支撑作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货币政策应该准确

其次,一个谨慎的货币政策如何能够更加灵活和恰当地为防疫和控制、恢复工作和生产以及真正的经济发展提供准确的金融服务?

文彬提出的“灵活和适度”的要求延续了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部署。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困境和困难越来越多,因此货币政策应该考虑多个目标。例如,目前的重点是在抗击流行病、通货膨胀、汇率稳定和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目前,新的皇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中小型微型企业更难生产和经营。尤其需要货币政策给予更大的支持。

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应继续增加公开市场操作和降息,保持合理和充足的流动性,并加大努力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考虑到银行负债的高成本、有限的压降差空以及公司存款和住宅存款占银行总负债的60%以上,政策利率不应频繁变动。适时适度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将对LPR的下行趋势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要引导中国国债收益率稳定在适度水平,缩小中美利差在适度水平,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对短期跨境资金的监控和管理,防范金融风险。

刘桥:即使美联储大幅降息,央行也很难积极跟进。首先,中国现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仍不顺畅,利率“双轨制”依然存在。第二,受疫情影响,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受阻,中国经济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因此,货币政策的制定不应被洪水淹没。它应该强调精确的政策执行,以满足真实的信贷需求,防止信贷紧缩。

刘尚希:货币政策应该关注提高流动性。在货币政策适度收紧的同时,应消除政策传导的障碍,引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应该真正提高流动性,甚至采取非常规金融措施,如一些外国央行直接购买企业商业票据,以稳定企业资本链、产业链和供应链。

应对风险需求协调

目前,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可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宏观政策工具如何协同工作?

刘桥:要稳定经济增长,必须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作用。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经济逻辑的变化寻找新的大规模投资领域。建议各方应注意与基础设施相关的两个投资领域,并以大/[/k0/】。

一是关系民生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旧城改造、出租房屋、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

第二是在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地区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服务均等化,可以提高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城市能够容纳的最优人口规模,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将更多的人带入“市场”,通过集聚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缩小发展差距。

刘尚希: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公共风险管理。公共风险能否最小化,老百姓能否安居乐业,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归根结底,必须深化改革,以增强社会信心,防范公共风险。

应对公共风险不仅是一个或一些部门的事情,而且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治理,需要所有部门的合作。因此,宏观政策如金融、货币、就业等。不应“孤军奋战”,而应建立政策组合和协调机制。此外,还应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政策效果的角度对部门工作进行评估、评估和监督,避免“伤痕式”监督。例如,对于企业融资,金融应该与金融政策相协调。可以提供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金融手段,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行业和企业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降低融资成本。

我们应该把确保就业放在首位。大量中小微型企业是业主的渠道。一方面,保护中小微型企业的资金链是为了保护就业岗位,减少疫情对就业总量的影响,避免经济风险向社会风险转化;另一方面,为中小微型企业恢复工作、恢复生产创造条件,并为招聘提供帮助。

文彬:只有加强协调合作,形成合力,宏观政策才能有效应对疫情和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加快经济社会复苏和发展。

例如,鉴于疫情的短期影响,应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就业、产业、金融、金融等支持措施,开辟人员流动、物流和资本流动的渠道,以确保恢复工作和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原材料和资金。要继续利用好贷款财政贴息、担保补贴等手段,充分发挥政策作用,共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全面推进中小微型企业贷款临时延期还本付息,应提供金融、金融和监管支持。

政策需要更加平衡。就业问题关系到居民生活和社会稳定。要加强金融、金融等宏观政策对就业的支持,特别是对服务业、制造业和吸纳大量就业的重大投资项目等行业,要加大资金、政策和保障力度。

  大量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这部分企业在疫情中遇到的困难广受关注。要落实好已出台的政策,想尽一切办法使其生存下来,保障就业基本稳定的大局。 【编辑:黄钰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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